《凯利帮的故事》是澳大利亚电影的诞生之作
在19世纪末期，澳大利亚电影逐步萌芽。首部由当地人摄制的影片可以追溯到在墨尔本上映的关于伦敦威斯敏斯特桥的纪录片。卢米埃尔兄弟也派出摄影师记录下盛大的墨尔本杯赛马活动。这些影片标志着澳大利亚电影事业的初步发展。进入20世纪，英国人C.斯潘塞开始拍摄关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风俗纪录片，开创了人类学纪录片的先河。救世军也拍摄了宣传宗教的短故事片。而《凯利帮的故事》无疑是当时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于1906年上映，由C.泰特摄制，描绘了侠盗凯利兄弟与警察之间的斗争故事。这部影片的放映标志着澳大利亚电影的诞生，其影响深远，甚至开启了类似美国西部片的电影风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随着美国、英国影片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新生的澳大利亚电影开始面临竞争压力。从20年代起，廉价的英美影片逐渐占据了澳大利亚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由于成本高和题材贫乏等问题，许多澳大利亚电影工作者被迫放弃故事片的拍摄，转向新闻纪录片领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后的50至60年代，当时美国影片几乎独霸澳大利亚银幕。在这一时期，尽管有少数导演如G.E.乔维尔仍在坚持创作，但澳大利亚电影的整体发展仍然步履艰难。
二战期间，由于新闻宣传的需要，澳大利亚的新闻纪录片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电影工作者。战后，联邦电影机构（现在的澳大利亚电影公司）等机构为纪录片拍摄提供了支持。一批人类学电影专家如I.邓洛普开始深入澳大利亚西部沙漠，记录土著居民的生活。
从70年代开始，在的大力支持下，澳大利亚电影迎来了复兴。长故事片的产量稳步上升，电影创作和技术人员队伍也不断壮大。一批中青年编导如T.伯斯塔尔、P.韦尔等走上影坛，推动了国产影片的发展。这些影片多以历史为背景，却往往能引起观众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它们构图讲究、色彩运用得当、镜头流畅，善于利用自然景色作为背景。随着国产片的发展，梅尔·吉布森、约翰·哈格里夫斯等一批澳大利亚电影明星也在银幕上崭露头角。
进入80年代，澳大利亚影片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它们不再局限于历史题材，也开始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如反映问题的《冬天的梦》等。更重要的是，反映土著居民的影片再度出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澳大利亚电影在保持其独特风格的不断吸收国际电影的优秀元素，持续创新和发展，为世界电影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澳大利亚的电影发展史上，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从早期的纪录片到现代的故事片，它们不再仅仅是记录生活，而是以深入人心的故事形式，来反映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及其面临的挑战。这种转变在特定影片中尤为明显，如约翰·霍尼的《曼加妮妮》（1980）和艾戈尔·奥津斯的《我们的偏僻地区》（1982），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感染力，展示了澳大利亚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在八十年代初，澳大利亚电影的复兴刚刚起步。当时，国产影片在澳大利亚影坛上仍属少数，外国影片，尤其是美国影片，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每年大约进口200部。据澳大利亚发行商协会统计，1963至1981年间，在澳大利亚公演的100部最畅销影片中，国产片仅占8部。这凸显了澳大利亚电影在国产影片市场中的相对劣势。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特色鲜明的影片脱颖而出，但它们在整个国产影片产量中也只占一小部分。
与此电影界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毫无特色的平庸之作以及过度充斥性的内容的影片仍然大量存在。甚至在一些较好的作品中，也不时会出现的镜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电影的质量和声誉。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澳大利亚电影产业仍在不断发展。每年生产大约20部影片，拥有900余座影院（包括汽车电影场），年观众人次达到3500万，票房收入更是超过1亿美元。联邦也给予了电影产业大力支持，设有电影委员会，主要负责资助电影剧本的编写和影片的拍摄，并管理相关的电影基金。还有电影电视学校、新南威尔斯电影公司、电影检查委员会等机构，共同推动电影产业的发展。
澳大利亚电影界的群众组织也非常丰富，其中澳大利亚电影学会的影响最大。该学会不仅设有电影资料馆、研究中心和出版刊物，还每年举办澳大利亚电影奖活动。这是每年举办的六、七个电影奖中最重要的一个。澳大利亚每年还举办10余个电影节，其中悉尼国际电影节和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是最具影响力的。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的演员们也在国际影坛上崭露头角。他们以其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欢迎和赞赏。例如米兰达·奥托、梅丽莎·乔治、安娜·托芙、伊冯娜·斯特泽克沃斯基等人，他们的表演让人们印象深刻。他们的成功也进一步推动了澳大利亚电影产业的发展。
澳大利亚的电影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纪录片到故事片，从国产片的劣势到逐渐崛起，从群众组织的丰富到演员们的国际表现，都展示了澳大利亚电影产业的活力和潜力。随着产业的持续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优秀澳大利亚影片和演员的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