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夜幕的降临，清脆的消息提示音在山东省济南市王女士的手机中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这不是普通的消息，而是来自孩子小学四年级班级群的新通知。老师发来了一份需要打印的数学专项练习，薄薄的A4纸两页，却承载着重要的学习任务，要求次日早上交。王女士立刻抓起电动自行车钥匙，匆匆赶往附近的打印店。
这样的场景在王女士家中已经屡见不鲜。在深夜的寂静中，打印作业已成为许多家庭的日常任务。记者在深入采访后发现，不少家长都经历过这样的“紧急打印”时刻，班级微信群中的作业文件已成为家庭常态。
打印作业对家长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背后又反映了哪些教育实践的矛盾？《法治日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打印作业已经成为一种负担。王女士表示，每周需要打印3至5次的作业，有时是练习卷，有时是复习资料。有时因为错过消息或是打印店已关门，这种“深夜打印难”的窘境让家里陷入忙乱和焦虑。
宗女士也分享了她的经历。孩子上初中二年级的她，同样面临着打印作业的烦恼。她回忆说，不仅工作日需要打印作业，周末更是频繁。一学期下来，孩子大量的打印作业摞在一起，高度惊人。
对于这些家长来说，打印作业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更是精神上的压力。打印一次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尽管老师常说“有条件的家长可以打印”，但大多数家长还是会选择打印，因为有些作业内容无法手抄，比如函数图像、几何图形等。
尽管家长们深感不便，但大多数人选择沉默。他们担心反映问题后，会被老师误解为“事多”，从而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这种沉默使得问题始终局限在家庭内部，难以得到学校的正视和解决。
其实，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学校教学责任的转嫁和家长角色的异化。2021年，“双减”政策的出台，旨在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老师频繁在微信群中布置需家长自行打印的作业，这一行为却与政策的初衷相悖。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指出，过度依赖家庭打印作业实质上将家庭异化为学校教学任务的“执行末端”，模糊了家校间的责任边界。这不仅增加了家长负担，还将本属于学校的责任转嫁给家长。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研究员刘一玮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她认为，让家长成为完成作业的强制性前置程序的现象折射出当前教育生态的深层矛盾——家校共育责任边界模糊。这不仅使家长承担了过多的教学管理职责，而且可能导致家校共育异化为“家校共教”，甚至让家长成为“校外教师”的角色。
政策执行异化、政策稳定性不强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刘一玮表示，“双减”政策的本意是推动学校与教师优化作业质量、合理控制总量，但如果让家长自行打印作业则是对政策落地的异化。由于缺乏与上位法的衔接和监管难度等问题，“双减”政策的执行也面临一定挑战。
打印作业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它反映了当前教育实践中的深层次矛盾和责任边界的模糊。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共同努力，明确责任边界、优化作业设计、加强政策执行和监管力度等多方面的措施。深入违规布置作业的责任追究
对于如何治理违规布置作业的问题，专家们提出了深入而独到的见解。他们普遍认为，为了真正减轻学生负担，推进教育减负，必须将其纳入法治轨道。
姚金菊女士强调，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以及义务教育法中关于教育减负的规定，是实施“双减”政策的法治基石。她建议通过部门规章引导学校进行制度化的减负实践，将“双减”政策融入学校的日常规章制度中。她还主张加强教育评估和监督，将这项工作纳入教育督导评估体系。
对于如何具体执行这一问题，刘一玮先生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他主张依法明确教育参与各方的法律责任，并加大教育行政执法的力度。对于违规布置打印作业等行为，应当进行坚决的查处。应该落实问责机制，对违规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经费核减等处罚。
姚金菊进一步建议，教育应当回归其服务学生发展的本质。她认为，教学创新与减负应当并行不悖，通过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丰富学生考核方式等手段，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掌握大部分知识。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还可以对作业类型提出具体的比例指导。
为了从源头上减轻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刘一玮建议建设共享作业库，推广线上作业系统。这样不仅可以分层、弹性和个性化推送作业，还可以开发高质量的基础性、拓展性作业。
专家们还提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例如，教师可以选择学校统一打印或订购统一习题册的方式，通过官方指定教学平台统一发布作业。如需电子材料，应提前打包提供，以避免零散、临时的群消息刷屏。
通过这些深入而具体的，我们可以看到专家们对于教育问题的关注和对于学生的深切关怀。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健康、有序的教育环境，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