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7日晚上，22岁的邓公，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17人等人按照中共旅欧支部安排，悄悄乘座火车离开法国，经德国、波兰前往苏联莫斯科。第二天，1月8日凌晨，数十名法国警察对邓公等人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
时间回拨到1925年，我国国内“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过后，6月21日，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领导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开展了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带领游行队伍冲进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这件事情震惊了法国当局，派警察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勤工俭学生，中共旅欧支部有20多人被捕入狱。就在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的危险关头，已在1925年4月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的邓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到了密探四布的巴黎，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
1925年5月23日，青年邓公在法国里昂
1925年6月30日，在法国警方大搜捕结束不久，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邓公任委员，与傅钟、毛遇顺两位同志组成书记局。8月，选出团旅欧区执委会，傅钟、邓小平、施去病（后胡大才接任）组成书记局。12月，团旅欧区执委会决定把旅欧区改为旅欧地方团。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期间，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成立、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开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举行……邓公不但担任了相关职务，而且立场坚定，积极参加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参加组织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旅法华人反帝大会……
为掩护身份，躲避法国警方的监视和跟踪，他进入雷诺汽车厂做了一名钳工，继续参加革命活动。邓公如此活跃，早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在法国警察眼中“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言……”对他的搜查与追捕，早在计划之中。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公
但1926年1月7日离法的苏联之行，邓公幸运的躲开了法国警方。并且，5年零3个月的旅法勤工俭学生活和党团工作磨练，他已经从怀抱着“工业救国”理想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年轻而思想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职业革命者。
苏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初体验，为日后复杂的局面应对打下认知基础
1926年1月17日，邓公等人抵达莫斯科火车站。中共莫斯科支部的代表到车站迎接他们，并带到苦行广场（现今普希金广场）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尽管那天是周日，但学校派专人值班，并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学生证。为了保密，大学人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新来中国学生起好了俄国名字。起名字时比较随意，邓公的俄文名字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是233。他的远房叔父、中共党员邓绍圣取名为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宿舍分配在1919年3月30日被布尔什维克关闭的修道小室。
1921年，邓小平与叔父邓绍圣在法国合影
当时的中共和共青团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叛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俄文名叫拉斐尔，即叶青，先于邓公两个月来到莫斯科。在巴黎和里昂时，邓公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就在邓公到来的前几天，任卓宣被选为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按照党的军事化管理纪律，1月19日任卓宣给所有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志办理了重新加入中共组织的登记手续。
学校里的同学们被分成几十个小组，每组4-5个人。规定党支部每周开1-2次大会。每次会短则两三个小时，长则四个小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兴奋、热烈。苏联风格的会议大部分内容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相互交织的，不留情面的“思想斗争”，互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形成了开会时不留情面、面红耳赤的“思想斗争”的“激烈”状态。任卓宣全盘接受了苏联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纪律和行事风格，并内化于心。当时他笃信自己的这一做法。他认为，“我们的方式是符合列宁关于党的自我批评原则的……所有大学生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强迫其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情调。”
尽管他与邓公在法国就相识，革命友谊深厚，个人交情也不薄，但任卓宣还是马上拉下脸来，公事公办，要对邓公进行“思想改造”。到莫斯科的一周后，邓公按照党组织要求，在党支部大会上做了严厉的自我批评。邓公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他向党支部递交了书面声明“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
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生活方式，22岁的邓公就已经体验到，这对以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他三起三落时，打下了心理基础。1980年8月21日，邓公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坦然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公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而在24年前，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为了推选邓公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1956年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上当着70多名中央委员的面评价“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1960年，毛泽东和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谈话
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理论学习，多门课程优秀
邓公等人在东方大学还没来得及熟悉和适应环境，校长格利高力•伊萨克维奇•布莱托就已经把他们的档案全部转交给了中山大学校长卡尔•别加尔多维奇•拉狄克。中共莫斯科支部总部也设在沃尔洪卡街16号的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简称“中山大学”）。
换句话说，邓公、邓绍圣和傅钟等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斯大林共产主义大学）只停留了不长的时间。期间，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认为，把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中共党员派到中山大学这所“中国”大学更为适合。
1926年1月29日，邓公拿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证，他的学号还是233，俄文名也保留为多佐罗夫。中山大学给每位新来的同学发放了全套的生活用品衣服、大衣、肥皂、牙膏和牙刷，分配了宿舍。
第二天，也就是1月30日星期六，邓公终于坐到了课桌前。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得非常丰富。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1926年下半年，调整为周一至周三每天8小时、周四至周六每天6小时。学习方法是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辩论，由教授作发言。
邓公除了紧张地学习俄语外，主修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课程。学生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
如果说在法国“勤工俭学”主要是在做工参加革命活动，那么，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切，对于邓公来讲都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理论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在填写中山大学入学履历时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国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
在中山大学就学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受过中高等教育，有的文化基础比较差。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程度也相差甚远。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小组。对程度较差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中山大学是用俄语授课的，这让刚到苏联的邓公及他的同学们感觉学习负担非常重，也影响了中山大学的教学进度安排。上课时一半时间要用于口译，但口译不能总是完全符合原意。但学校别无选择，中山大学没有中文授课的师资力量，有法语授课的小组。邓公没有去法文小组，因为他在法国生活长达5年时间，但主要在勤工，只上过很短时间的法语课，能简单的生活会话，并没有真正能够熟练地听、说法语。
尽管俄语是极难学的语言，成为学习的最大障碍，但邓公并没有气馁。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所有时间都很高兴，因为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维持生活的压力，没有军警追击之忧。这使他能够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力投入学习中。他心态乐观，在中山大学的图书馆，每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孜孜不倦顽强地学习。对他来说，尽管学俄语像学法语一样，感觉非常艰难，总是学不透。但社会学科课程，如联共（布）历史、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课程他都得了优秀。大学里有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这些书邓公都特别重视。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关注并逐渐深入这些理论书籍。
从联共（布）候补党员到正式党员，得到党组织的高度评价
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党务工作花费了邓公大量课余时间。开学后不久，邓公就在中山大学全体团员会议上被选入学校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局，而第七小组的党员同学推选他为本小组的党小组组长。
1926年春夏，校内正发生“党务派”和“教务派”的激烈争论，教学几乎陷入瘫痪。幸好6月暑假开始了。包括邓公在内的学生们去了莫斯科近郊雅罗斯拉夫铁路沿线的塔拉索夫卡疗养院。但陈绍禹（王明）和他的同学并不想结束辩，他们召开激烈的全体会议反对任卓宣和其他莫斯科支部的“老板”，会议持续4天。直到校长拉狄克来到塔拉索夫卡，以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学校校长的名义宣布取消莫斯科支部，并研究于近期将中国学生党员转入布尔什维克党。随后在1926年夏天，任卓宣回国。
紧接着，包括邓公在内的所有中共党员，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的决定成为由校党委领导的完全从属于领导学校党委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联共（布）候补党员。候补党员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他们不能和学校党委的正式党员竞争领导岗位。而校党委的领导也和拉狄克校长不同，他们严格遵守和中共莫斯科支部领导一样的党建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的独立性。简单说，中山大学党务工作方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所有党、团成员还像以前一样要参加冗长的党的会议，还有其他形式，如分组讨论、“现行政策小组”会，会上要求他们公开表明对党的领导的忠诚。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谢德尼科夫不厌其烦地向学生们灌输党内不能有任何民主，只有在党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时才能谈党内民主。1926年8月12日，谢德尼科夫写道“中央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必须完全服从首长的指令……民主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概念。扩大或是缩小民主取决于周围环境的变化。例如，在革命前的俄国不可能扩大民主。在现今的中国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邓公。他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中山大学党支部定期给邓公做出积极的评价。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洛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小组组长。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并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深刻理解党的任务，没有非党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特别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鉴定，勾画出了一个22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公的基本形象。
在另一份中山大学党支部1926年11月5日的鉴定中强调“多佐罗夫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候补党员）。是校团委的优秀组织工作者。遵守纪律，自制力强，善于学习，多佐罗夫同志在校团委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在邓公担任党小组组长的第七学习小组全体会上，他由联共（布）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种下情愫，与第一任妻子结缘苏联
当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时代。学校几百名男生才有二三十名女生，大多数男同学对女生可以说是肉麻纠缠。尽管如此，邓公很好地展现了自己的风度，表现得有些内敛。他那时中意了一位俄文名叫多加多娃的姑娘，姑娘苗条、可爱，短头发，细而黑的双眉，微微丰润的嘴唇。但邓公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白，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用来学习和做党的工作，只知道这个姑娘的中国真名叫张锡瑗，
张锡瑗生于1907年，在莫斯科时正好19岁。比邓公小3岁，她的原籍是河北省房山县良乡，父亲张镜海在铁路供职，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领导人，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大约于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邓公到莫斯科前两个月，她和陈绍禹、蒋经国等一起从中国来到莫斯科，俄文名叫“多加多娃”，学号为23。张锡瑗在学校分到另一个小组，同邓公一样，进入了校团委组织局。她的学习并不是很突出，常得3分。党务工作做得也不是都很顺利，有一次她甚至得到“没完成党交办的任务”的评价。
张锡瑗长相漂亮，性格开朗温和，一下子便吸引了邓公。再加上两人拥有一样的革命信念、一样的奋斗目标，是以两颗年轻相似的心，在一次次接触后，越来越贴近。不过在苏联，他们并未发展成恋人，而是始终保持志同道合的伙伴关系。这种同学、同志、战友的情愫，使得邓公与张锡瑗相互欣赏，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发展，邓公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
1927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张锡瑗也结束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近2年的学习生活，回到家乡保定，她与妹妹张锡瑞、张锡珍一起，协助时任保定铁路工会负责人的父亲张镜海，在保定开展革命斗争，支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全国的北伐革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机关一度迁往武汉。1927年，邓公调任武汉中共中央，出任秘书一职，主要负责中央文件、机要纪录等。期间，为适应工作需求，他更名“邓小平”。随后，国共合作破裂，邓公作为中央秘书，出席“八七会议”，重遇张锡瑗。更巧的是，刚刚完成学业，借道蒙古回国的张锡瑗在保定领导参加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她大胆无畏，拒绝敌人收买，积极组织工人纠察队，营救被捕工人。最终率领工人们战胜敌人，拿回拖欠的薪资，赶走“坏领导”，赢得铁路工人的感激与信任，被他们亲切称作工人运动“女领袖”。
罢工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后，中共调任张锡瑗至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让她得以与邓公相遇，并成为邓公手下一员，两人有了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机会。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张锡瑗和邓公随即到了上海。
两颗本就拥有相同革命信念的心，因为长时间相处，越贴越近。张锡瑗的个子不高，可长相非常漂亮。她的交往甚广，有不少同志对她心生爱慕，张锡瑗选择了邓公。1928年，春节才过没几天，两人正式结为夫妻，那年，邓公不足24岁，张锡瑗也未到22岁。周总理、邓颖超等人得知喜讯，特地在上海某饭店为他们举办一场简单又热闹的婚宴。
婚后的张锡瑗，和邓公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工作上她是丈夫的得力助手。根据当时斗争环境的需要，他们还是名符其实的家庭机关。曾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机关工作的朱瑞绶也因工作原因见过几次张锡瑗。在她的回忆中，张锡瑗确实特别好看，性子开朗活泼，待人友善，与她十分谈得来。那时，张锡瑗和朱瑞绶一样，都从事地下工作，日常扮演富家小姐，张锡瑗喜欢穿旗袍，脚踩高跟鞋，再配上她的短发，给人感觉特别精神利索。
婚后大半年的时间，张锡瑗和邓小平同周总理、邓颖超夫妇居住在同一座楼。周总理和邓颖超住楼上，张锡瑗和邓公在楼下。两对夫妻与霍步青夫妇同属一个工作小组，都是年轻又坚强的革命战士，携手经历很多危险。
当时，中央秘书处的内部交通工作经常由一些负责干部的夫人来做，性格活泼，而富有应变能力的张锡瑗，也不例外。内交的任务主要是和各处秘密机关递交文件和通知，交流情报。这种流动性的工作艰巨而又危险性大，当时的内交科主任张宝泉就是在执行任务时被捕牺牲的。
张锡瑗在执行任务时，身穿得体的旗袍、梳短发、高跟鞋，一副上流社会妇女的气派，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从容来去，应付自如，从没出事。由公开的革命斗争转到秘密隐蔽的斗争，张锡瑗表现得同样的成熟、老练。难怪时隔60年后，那些曾与她共过事的革命老人，都能清晰地记忆起她的声容笑貌和矫捷的身影。
1929年，张锡瑗怀孕前后，邓公收到中央指示，要到广西工作。他放心不下张锡瑗，张锡瑗安慰他“你怕什么，有小超姐她们照顾我呢，你安心去工作，别挂念我。”邓公这一离开，即是小半年。1930年元月，实在牵挂张锡瑗的他借工作之便，回到上海探望张锡瑗。张锡瑗正住在医院，准备生产。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张锡瑗难产了。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她又患上产褥热，生命陷入垂危。邓公日夜陪护在张锡瑗的身边，企图挽留妻子离开的脚步。但过于落后的医疗条件还是没能挽救回张锡瑗年轻的生命。24岁的她，就这样在丈夫的不舍中，永远辞别她所眷恋的人间。而张锡瑗和邓公的女儿，则寄养在张锡瑗三妹家，在张锡瑗去世几天后，亦不幸夭折。悲恸的邓公来不及处理妻子的丧事，便不得不匆匆踏上革命征程。
时间到了1990年，来到上海过年的邓公忽然向工作人员问起张锡瑗遗骨的下落，再三询问张锡瑗遗骨是否还在，是否已经处理？据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形，邓公表示如果没有处理，他会把张锡瑗遗骨带回北京，安葬至八宝山。上海相关部门人员急忙翻阅资料，向邓公汇报“张锡瑗遗骨已安葬于龙华烈士陵园，立了碑，也加上照片。”
他们担心邓公仍不放心，故于当天下午走了一趟烈士陵园，拍摄照片和录像，晚上趁邓公休息，播放给他看。正巧陪在邓公身侧的邓楠眼见现场气氛变得压抑，害怕年迈的父亲过于悲伤而影响身体，遂主动指着张锡瑗的照片问父亲“她真的这么漂亮吗？”他笑了，眯着眼睛回答邓楠“不，她比照片更漂亮，是少有的好看。”
又几天，在邓公的要求下，邓榕第一次去陵园拜祭张锡瑗，跪在张锡瑗的墓前，向她献上一捧鲜花。1993年，邓榕所写《我的父亲小平》面世，她在书中对外袒露邓公和张锡瑗的往事，并把张锡瑗亲切称作“张锡瑗妈妈”。
与蒋经国在苏联同窗共学，为改革开放前十年中的较量和“统一大业”上的惺惺相惜埋下伏笔
邓公在中山大学时，与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俄文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同窗共学。中山大学把当年的学生分为30个小组，每组25-40人，邓公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分在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将来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国民党内都是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第七组又被称作“理论家小组”，和邓公同在一个组学习的有傅钟、叔父邓绍圣、蒋经国，还有汪精卫的外侄陈春圃（陈璧君的远房侄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的谷正鼎，后来成为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的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以及谷正鼎（俄文名卢森堡），未来的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邓文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俄文名皮萨列夫）。
蒋经国当时是校学生会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专门负责墙报稿件的组织、编辑与出版事宜，他时常要忙到深夜。他本人也常常亲自写稿。在蒋经国的提议下，墙报以《中国革命与我们的任务》为主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材料，大部分是共产党人撰写的。邓公也经常给蒋经国编辑的墙报写稿，讲述他在法国的留学经历和心得体会。邓公的文章短小精悍，观点鲜明，蒋经国很是欣赏，常放在头条刊发。
上大课时，往往是邓公与蒋经国并肩坐在一起。邓公比蒋经国大6岁，1926年他22岁，蒋经国16岁。因为邓公个子不高，排队时常与年龄最小的、当时个头只有1.55米的蒋经国挨着站在一起。上大课时还有杨尚昆、廖承志、乌兰夫，也是在一排坐。到中山大学不久就加入共青团的蒋经国，分在邓公为组长的团小组里。蒋经国家中寄来的钱多些，常请同学吃饭。
有时上专题课，邓公、张闻天、左权、乌兰夫、屈武等二十多位同学与蒋经国在一个小班讨论。邓公在第一排，蒋经国与乌兰夫同桌。一天上八节课，其中很多课时是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纪念堂。学生们还常到集体农庄和工厂去访问、劳动。
莫斯科是很美丽的，尤其积雪的冬天，克里姆林宫、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水晶宫。莫斯科河结着厚厚的冰，如一条银白色的缎带。饭后，蒋经国总是与有着革命经历的邓公等共产党人一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既领略异国风光，又增长见识。当左权、徐君虎、蒋经国、邓公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公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学校里，邓公性格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则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是个书呆子。但他们三人有个共同特点是，每个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蒋经国问邓公“你们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公告诉他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满足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一条蓝白围巾，邓公他们每人也买了一条，代表着他们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
蒋经国钦佩邓公的经历，把他看成“大哥”、“学长”。蒋经国也给邓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邓公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当他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公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事件传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大学生的无比愤恨。学生们对蒋介石口诛笔伐，蒋经国也成为众矢之的，同学看他时眼睛都像要喷火。蒋经国感到很委屈，就去找邓公。邓公严肃地说“广州‘三二0’事件，说明你父亲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是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政治事件，同学们对他的谴责和声讨是理所的；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由于你父亲的缘故，有这个家庭背景，同学们对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每个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相信组织的，组织上也就认真地告诉你，要和你父亲划清界线，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作一个满意的回答。”
这番谈话，使蒋经国感到，邓公不但原则性很强，并且很有人情味，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向邓公汇报思想后，蒋经国写信给其父蒋介石，一开头写道“介石同志，我今天要站在革命的立场和你讲话……”信里，他严厉且直率地批评蒋介石反共就是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经国曾发表声明指责蒋介石叛变革命。1935 年他与苏联女工费娜（后改名蒋方良） 结婚， 1 月在列宁格勒的《真理报》上发表《给母亲的信》， 批评蒋介石的“清共” 政策。
而邓公和蒋经国，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又能想到，许多年后，会成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手呢？
改革开放后，邓公第一次给蒋经国带话是1980年5月14日。这天上午，他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的实现这个统一。”
1980年9月9日的这一天谈话中，邓公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他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有机会可以对他们解释，你在台湾认识的也不止蒋纬国一人，你父亲老部下、老同事多得很嘛。”“我说的是真话。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进入1981年后，邓公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中共中央下达指令给浙江溪口地方党委，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因为邓公、廖承志清楚知道，蒋经国是个大孝子。溪口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邓公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邓公有一次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到了1983年，蒋经国私下指出由于邓公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日渐茁壮强大。如果台湾和大陆能够结合，“中国的未来，必定会有伟大的前途”。这种大背景下，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在台湾访问了三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1988年1月13日下午，这位“总统”却突然撒手人寰。糖尿病在蒋经国身上造成一连串的可怕并发症，包括严重的肠胃过敏症、神经病变、血液病变……最终导致突然离世。邓公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立刻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公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邓公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邓公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 1月14日媒体发表了邓公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出一定的努力这一系列行动。
左毛主席与邓公，右蒋介石与蒋经国
冯玉祥的共产国际补充顾问组邓公回国革命斗争的第一站
1926年7月开始北伐。1926年5月初，支持北伐的冯玉祥举家前往苏联———进行争取苏联扩大军事援助的谈判，并“静待中国事态发展”。
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与联共（布）领导人签署了苏联向他提供超过430万卢布补充物资援助的协定。列宁格勒军区第一步兵团团长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桑古尔斯基（介绍给冯玉祥时用了别名乌斯曼诺夫）为冯玉祥军事顾问团军政领导人。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回国，即刻投入到为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出路的斗争中。他声明，他的全部军队加入国民党，并向莫斯科求援。
这次莫斯科给他派来了补充顾问组。共产国际向冯玉祥全面地推荐了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学生，从中选拔了20人，其中包括邓公。他从中山大学退学，与冯玉祥同日启程回国。
邓公与王涤亚(王成荣）、朱逸尘(朱世恒)三同志原本为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打前站，因经蒙古，穿越沙漠，道路难行，加上疾病折磨，故于1927年初春方抵宁夏。经王一飞介绍，三人与《中山日报》记者兼编辑的刘惯一、西北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彭桂林、孔广耀相识，然后，6人结伴而行。国外归来的三同志和国内的三同志各以邓公、刘惯一为首，他们途经宁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甘肃平凉，陕西礼泉、咸阳等地于4月底到达西安。
一路上邓公讲述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气象，深深影响和鼓舞了国内的几位同志。到达西安后，邓公重新成为正式的中共党员，他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在宁夏期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观了银川鼓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宁夏于1926年9月建立的第一个特别支部所在地。
邓公的一年旅苏求学，第一次到苏联的经历也随之结束。邓公在苏联的一年，并没有白白度过。在这期间，邓公看到、读到、学到和经历的一切，都影响着他马克思主义观点与革命斗争的形成。中山大学党委在给他的鉴定中写到“非常积极且精力充沛。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沉着守纪，学业名列前茅。训练有素。”
等待这位富有才干且年轻的共产党员的，是中国革命。随后在风起云涌的革命进程中，他和他的同志们取得了政权。而在更远的未来，属于邓公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