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龄化的浪潮席卷我国，各地纷纷将关注的焦点投向养老服务领域。近期，城市内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的政策。北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一系列政策的推出表明了其决心和行动。
虽然北京曾计划到2015年全市养老床位达到12万张，使每百名老人拥有3.8张床位，但这个数据仅相当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现实情况是，北京的养老床位已经供不应求，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不足三张，导致老人们往往需要等待多年才能获取养老床位。北京市正积极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扶持民办养老机构。
上海的民办养老事业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也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公办养老院需求极大，供给却十分有限，有些老年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等待床位。而上海的民办养老院则出现了大量床位闲置的情况。背后的原因多元且复杂，涉及到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民众对公立服务机构的信任度、民办养老院的自身缺陷等。由于部分民办养老院无法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比如无法适应老人身体状况的变化或承受财务压力而提价，导致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失衡。
与香港相比，内地养老院的民营化道路似乎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公共部门改革中的通病在于和民间机构的角色界定不清、和市场的关系模糊。一些地方由于自身财力雄厚，大量兴建养老设施，压缩了民办养老机构的生存空间。即使出台扶持政策，民办养老院的经营状况往往仍不尽如人意。而香港的做法则是确保养老服务的公益性，通过购买民营养老服务、监察服务素质等方式，实现了与民办养老机构的有效合作。
在香港模式下，收入较低的民众可以享受到补贴的民办养老机构服务，而高收入家庭则可以选择服务质素更高的养老机构并承担市场费用。这种灵活的政策安排，既照顾到了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又确保了养老服务的整体质量。为我国内地城市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