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利小心翼翼，言辞委婉，生怕触及朱元璋的怒火。他上表时对朱元璋的表达中，不乏谨慎与顾忌。尽管朱元璋最终了解了所谓的“空印案”，但他并未就此平息怒火，反而让郑士利去参与劳役改造。
官场上的这些“暗箱操作”，在朱元璋看来，无疑是对皇威的挑战。这让他回想起自己曾经云游民间时遭遇的种种苦难。
方孝孺之所以请老师为父亲撰写墓志铭，并为郑士利写传记，主要是想为父亲方克勤洗脱罪名。在他看来，“空印案”无疑是一宗冤假错案。
关于方克勤是否被冤杀，以及“空印案”是否真的是冤案，答案并非如此。
当户部审核与地方造册账目出现差异时，地方官吏会带上预先盖好官印的空白文册，以路远和失误为借口。到了户部，若有驳回之处，他们便现场更改。这种行径在明初承袭元末风气之下，尤为显著。那时，“仕进者多赂遗权要，邀买名爵”，甚至连州县薄书小吏也不例外。这种现象导致他们在面对公务时，往往蠹政鬻狱，严重危害百姓。
太祖朱元璋曾明确表示，所有重大案件都需要当面审理，以防止构陷锻炼之弊。在朱元璋亲自过问的情况下，方克勤最终选择不辩解，认罪伏法，被谪江浦。与此相关的“空印案”，在朱元璋的亲自审查下，“空印”罪名自然成立，并不属于冤案。
朱元璋对于贪吏的严厉惩处，以及他创造的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的盛世局面，展现了他高明的治理手段。他的做法，无疑对维护社会秩序、澄清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